进入移动版，省流量，体验好冀中平原上的古镇信安，提起它往昔的辉煌，镇里人能如数家珍地张嘴列出一大串：宋辽“三关”之一的淤口关所在地；戏曲里的“杨家将镇守三关”，说的就是这一带，现在尚有被人们唤作“六郎城”的宋代军营遗址。“三关”中另外的两关往西依次是霸州的益津关和雄县的瓦桥关，这样说来，如今通联雄安新区。南宋末期文天祥被俘押解大都乘舟途中，曾经住宿信安驿馆，他夜里未眠，在墙上抄写了友人的小令，抒发积愤心怀，“雨过水明霞，潮回岸带沙。叶声寒、飞透窗纱。懊恨西风吹世换，又吹我、落天涯……”。成语里那个“闻鸡起舞”的后生刘琨，后来抗击后赵皇帝石勒，与段匹磾歃血为盟，在信安镇南边建有盟坛。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，说起周边这些大镇，民间留有“金石沟，银胜芳，铁打的左各庄，插金戴银的堂二里，赶不上信安一后晌（晚上）”的歌谣，足见其繁华。
关于“信安”名称的由来，也颇受时局影响。当年伐辽时，北宋干脆把原来的“淤口关”改作“破虏军”，不久宋辽签订澶渊盟约，为显示两国和好姿态，又改作信安军，名字沿用至今，千年未变。信安繁盛得益于水，从前南边有淀，后边有河，加上周边无数的塘洼，滋养了绵延不断的文脉。“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鬓耸巫山一段云。”（唐·李群玉）千百年的古镇底蕴与水泽氤氲，让老调、高腔，以及京剧等各种早期的戏曲都能在这里孕育生长。
雕梁画栋起戏楼
信安最早的戏楼建自明末清初，那时京剧、昆曲等戏种还没有传到冀中平原，而由小曲演变过来的地方戏老调和高腔已进入成熟期，有故事，有场景，有曲调，颇得人们喜爱，这些容易被当地群众口头哼唱的曲牌，在民间有“做饭离不开锅灶，听戏离不开老调”之说。信安成为老调、高腔最活跃的地方，于是镇上辟出一座庙的建筑搭台唱戏，成了早期戏楼。每逢节日和秋后庙会，人们拥到戏楼前听上几声，便会跟着节拍唱起来。久而久之，台上台下的激情互动，捧红了许多艺人，再发展，他们很快就能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找到施展才艺的舞台。
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期，一个新的剧种——皮黄戏，也即后来的京剧被在京城做官的信安人引入，这种清新雅致的戏曲形式很快就在镇子找到土壤，融入人们的生活。从此，无论朝代更迭、战火硝烟，还是破旧立新、“文革”打斗，从没中断。这足以让信安镇被冠以冀中地区演出京剧“最早”之名。那时，他们已有了京剧戏班钧天雅奏国剧社。
一百多年前，作为一项文化建筑，楼阁戏台无疑是信安的一抹亮色。由于风化坍塌和战火因素，信安的戏楼几经改建。信安人说的老戏楼为砖木结构，歇山顶式，两侧设有“出将”“入相”上下场门，楼前正中悬一横匾“遏云楼”。新戏楼已经留下了照片。它建于1940年，歇山屋顶，雕梁画栋，屋檐翘起。戏楼前台，东西长十二米，南北宽八米，楼高九米，楼台一米八十，台前四棵明柱，中间两柱相隔较远，柱上悬挂着当地书法高手刘灏源写的抱柱圆匾对联，上联是“古事见今朝，过去今朝皆古事”，下联是“虚华当实境，后来实境亦虚华”。台中堂悬挂长匾一块，上写“乾坤宝鉴”；左右上下场门各悬扇匾一块，上场门是“来兮”，下场门是“归去”，此四匾兰底金字，醒目文雅。
这个楼设计上很有创意，从挑角到飞檐、从楼基至楼顶比其他古建筑别出新格，古朴而玲珑。凝视老照片，依稀有往昔的锣鼓声、丝弦声和演员的板眼声腔。后来，这两个戏楼被拆后，砖木用于修建信安礼堂，成为新的演出场所，而老戏楼给古镇带来的生活变化，已经走进人们的记忆，成为心中的标识，还总是被大家提起。
走出多位给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裘盛戎等名家伴奏的鼓师
处在“三关”之地的信安人有尚武传统，千百年来各种拳路、各式器械都有高师带徒活跃在街头大院。至今，各村街的武术会依然是逢年过节花会展演的重头戏。
该是受到那种锣鼓点的熏染，信安涌现出许多戏曲鼓师。据镇上的老人讲，每个剧团都有一批精干的司鼓，每当排练或演出，你争我上，你来我往，形成了良好的老中青传帮带机制。司鼓是一场戏曲的总协调总调度，在戏曲乐队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人们这样形容：“板小乾坤大，鼓小掌万军。”一百多年来，信安出了多少鼓师？有人估算，留在镇上的有百八十个，走出去的得有五六十人。那次，多年研究古镇文化的“老信安”刘建祥煞有介事地问我，“你知道梅兰芳吗？”梅兰芳是京剧大师，谁人不知晓。他接着问，“你知道马连良、裘盛戎、赵燕侠、谭元寿吗？”我是个准戏迷，这几位大家当然也知道。他点点头，开腔了，“他们的鼓师都是俺们信安人。”
崔国祥是信安镇走出的为梅兰芳、周信芳等名家伴奏的大师级鼓师。崔国祥是信安镇利民街人，12岁开始跟艺名“撒金红”的舅父王殿喜学唱坐腔戏和打鼓打锣。16岁加入信安“德胜和”戏班司鼓，几年后已小有名气。后因信安一带闹水灾，到天津谋生，开始在小戏园子搭戏。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他当上了“场面头”，专为名角高福安司鼓，后随高去杭州、上海等地演出。民国12年（1923年）前后，为红净程永龙司鼓，常演于天津。到1928年，随“麒麟童”周信芳在天津、上海演出，后在北京为京剧名家李万春、梅兰芳等司鼓，在北京很有名望。
据了解，崔国祥一生娶妻三位，无子嗣，后抱养一女孩。崔国祥于1955年在北京去世，他的骨灰回家也颇费了些周折，那时生活还很困苦，他三弟崔国珍去北京将骨灰盒放在被褥卷里乘火车到廊坊，再步行50公里背回老家安葬。
像崔国祥这样的知名鼓师还有北京京剧院的刘玉泉。北京京剧院前身是北京京剧团和北京市京剧团，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“四大名旦”，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、赵燕侠等流派艺术大师为该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。刘玉泉十多岁跟随父亲刘福田学艺。1946年从天津参加革命工作，后跟随林彪的四野南征北战，一直打到武汉。解放后，他被京剧大家杨宝森引入剧团到了北京，成为一名专业鼓师，1959年后为裘盛戎、马连良、赵燕侠等名家伴奏。排练中，刘玉泉有创新精神，一有新想法就主动和演员交流，现代戏裘盛戎的《雪花飘》，马连良的《丰收之后》都有他的心血。戏曲电影版《沙家浜》中演员洪雪飞表演时的司鼓都由他担任，其中典型的“智斗”一场也随着阿庆嫂、刁德一、胡传魁的角色演唱，让人们感受到刘玉泉司鼓的艺术魅力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他在大栅栏见到了心情沉重的马连良，两位艺人互相拥抱，互道“珍重”，这年底，马连良被迫害致死。而刘玉泉1969被下放到小汤山的干校，接受改造，同在干校改造的还有本团演员赵燕侠。五年后的1974年，刚刚走出干校的赵燕侠携爱人到家中看望刘玉泉，对他说：“这些年，你受连累了，因为我受了不少委屈。”刘玉泉听罢一行热泪夺眶而出。干校改造期间，1973年，按照江青的旨意，搞一项抢救工程，为古装戏音配像，刘玉泉担任了十多部戏的司鼓。刘玉泉2000年最后一次回老家信安，第二年在北京去世。按照他的遗愿，死后葬在信安东南的老家墓地。
武打戏成为古镇一道风景
面前的老者叫王井田，他打开一本装订精美的相册，一幅幅发黄的京剧老相片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最早的照片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这是一张钧天雅奏国剧社乐队人员手拿乐器的留影，有鼓师、京胡、二胡、月琴和三弦，乐师穿着整齐，一律是长袍马褂，其中两人头戴帽盔，前面还有一条安静的小狗，看得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团队。剧社始建于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筹办者为信安人杨再陆，他曾任迁安县知事。此时剧社由票友组成，算是半专业，多为富户人家和工商界名流。专业性质的剧社早期成员有杨再陆、高云清、马晓伯、刘池、王碧臣、曹向宇等人，活动地点位于现今信安镇仁义马达厂。其它的照片，有《岳雷》《吊金龟》《滑油山》《行路训子》《桑园寄子》《黄金台》《托兆》等等，剧目随着年代演进而有所改变。
信安剧社更多的是演出武打戏，《岳雷》《群英会》《回荆州》《闹天宫》《闹龙宫》《金雁桥》《收秦明》《佳兴府》等颇为有名，最多时，能演100多出戏，古代英雄、猴戏唱念做打，招式齐备，台上兵器翻飞，台下一片叫好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剧社曾一度停止活动。不久，改名为“晓钟剧社”，日本投降后，剧社由镇续力承办。自1947年起，剧社经常配合形势演一些现代戏，如《军火船》《抗战题林》《到朝鲜前线去》等，加入武打元素，很有时代气息，其中《重欢》参加了霸县1950年文艺汇演，并获得嘉奖。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剧社解散。1980年，镇政府投资并得到各村街的支持，重新购置了戏箱、服装，恢复活动。1994年，剧社办起少年班，招收50多名学员。剧社多次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，并利用节庆日为群众演出。传承至今，钧天雅奏国剧社现已被列为霸州市非遗项目，历经100多年，承受了风风雨雨，这就是国粹的魅力。
王井田是月琴演奏手，据他讲，现如今乐队人员都是多个角色，就他来说各种武场家什如镲铙钹锣都能抄起来。他还透露了一个他的小发明，他装配了三件套，把堂锣、刀锣和小镲设计在一起，手脚腿协调操作，“咚咚嚓嚓”，平时排练缺人手就派上用场。
信安人王双军是个戏迷，他绘声绘色地介绍，信安人唱京剧，懂京剧，爱京剧。镇上的人们一出门口就拉开了嗓子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——”镇上还有句俗语说：信安街两头翘，大人小孩二黄调。这种浓郁的戏曲氛围，让信安镇成了“戏窝子”，也有许多学子考进了各大戏曲院校，毕业后走进了京城、天津、湖北等地专业剧团。（银胜芳）
